经济人，自利与理性[转帖]
经济人，自利与理性
西方经济学对经济人的研究虽然经历了从古典经济人、新古典经济人到广义经济人的演进，但均未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经济人定义，却使经济人的概念越来越庸俗化。我国学者对经济人也进行了大量的评介和研究，但大多是在正视传统经济人的基础上探讨社会秩序、制度建设以及经济人在理论和现实中的应用，对经济人的概念及其自利、理性也多是增加了部分附加条件，而对其内涵的东西探讨的还很不够。我欲在此提出我对经济人及其自利与理性的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一，经济人及其批判
经济人是个古老的概念，亚当•斯密在其《
国富论》一书中首先阐述了经济人的基本特征，他指出:“每个人都努力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
后人根据个人的理解，对经济人做出了种种界定，首先是穆勒依据斯密对人们自利方面的描述和西尼尔提出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提炼出了古典“经济人”，自利和理性是古典经济人的两个根本特征；新古典经济人则在古典经济人的基础上强化了经济人的自利和理性原则，用卡尔•布鲁内的话来说，即是“会计算、有创造性并能获取最大利益的人”；而广义的经济人则是将人的自利和理性延伸到人的各个角落，如：政治、婚姻、生育、非法活动等等。经济人出世至今，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
自利，是人们首指的对象。十九世纪初，西斯蒙第最先从伦理学的视角向斯密的《国富论》发难。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大部分是精神科学”，必须注重人的道德情感，因此，他总是以深厚的伦理情怀审视经济人观念，抱怨它诱人追逐“私利”，而“私利”则“促使人去抢夺别人的利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的历史学派则对经济人观念展开了更系统的伦理批判。李斯特指责斯密的《国富论》是“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是“以店老板的观点来考虑一切问题”的学说，是一种“将国家与政权一笔抹杀，将个人利己性抬高到一切效力的创造者的论调。”
其次，来自社会——文化人的批判也不无道理，二十世纪初，美国管理学家，行为科学、人际关系学说的创建者乔治•埃尔顿•梅奥在霍桑试验的基础上提出：对于社会和个人来讲，首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而不是人们无组织地在人群中的互相竞争；第二，所有的个人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在集团中的地位而不只是为了各自利益而行动的；第三，人的思想和行动更多的是由感情而不是由逻辑来引导的，从而提出了“社会人”的观点。丹尼尔•Ｒ•法斯费尔德进一步提出“个人选择的社会性”或“社会—文化人”来与经济人的“个人性”相对,其基本看法是:人是一种社会存在,他所做出的选择并不仅仅以其内在的效用函数为基础,而是还要建立在个人的社会经验、随时间而变的学习过程以及构成其日常生活一部分的相互作用的基础上;特别重要的是个人的选择是直接镶嵌到社会文化结构之中的,而不是相反。
其三是来自非理性的攻击。在早马尔萨斯就明确指出：人不是理性动物，他们是情欲冲动和愚蠢的动物，其所作所为完全和理性的劝导相反，否则就不会有人口过剩、困苦、战争或罪恶。西蒙则谓经济学界提出的一种有限理性（非理性）学说已经成为古典的全面理性的替代理论，该理论经过了相当多的研究，实证结果表明企业真实决策过程同有限理性的假定非常一致，但它不符合全面理性的假定。“非理性”问题已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经济学理论最引人注目的视点之一，在国内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经济领域的非理性似乎无可否认地无处不在，经济行为几乎等同于非理性行为。
二，经济人：人的经济行为的角色描述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坚持者，还是反对者，他们针对的都是人的道德及社会问题，然而，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缠是没有意义的。在人类社会中，人们所从事的活动可以分为很多种，有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经济的等等，任何一种活动都有其活动规律以及在活动中所结成的关系等，经济学是研究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的科学。不是研究社会发展某阶段的社会形态的，也不是研究其政治、伦理、法律以及宗教活动的，这一点应当是很明确的。经济活动一般是指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等等，经济关系则是指人在经济活动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其包括成本核算、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等等，“在这个范围内，利润最大化并不要求企业所有者在做出其家庭内决策时以某种仁慈、利他的方式行事。”而政治的则表现为政党、政权、政策及其治理等等，宗教的则表现为信仰、教会及其宗教活动等。显然，经济活动及经济关系有别于宗教的、政治的、伦理的等种种活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因此，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有其特定的范围。
传统经济学关于人性研究存在着方法论上的错误，总是从经济学角度去界定人是什么样的，而并不是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特征或属性。这种界定方法有失偏颇，视角不同，得出的结果就不同，如果站在生物、社会、道德、伦理或者宗教角度界定人，那肯定又会是另一种情况，如果我们要研究整体人的特征或属性，我们没有必要用经济人或社会人、道德人、制度人来限定。其实，在早斯密就提出：经济人并不能说明人的全部，也就是说人既有经济人的一面，也有道德人的一面。斯密在《
道德情操论》中对人性的主张“既不是完全利己，也不是完全利他，利己心和利他心都是人性中自然存在的不同侧面。”约翰•穆勒在《论政治经济学的若干未决问题》中也提出,应将人类活动的经济方面抽象出来,并做出定义,以确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他们看来,政治经济学并不讨论社会状态所塑造的人的全部本性,也不讨论人在社会中的全部行为。它把人仅仅看作渴望获得财富的人来研究,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财富最大化动机,而把“每个人的其他激情和动机完全抽象掉”。后人并没有正视这一点，却极力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界定人。
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有其特定的范围。而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经济人同样也有其应用的局限性，有其应用的范围。埃德加•沙因的复杂人假说已明确指出经济人只是人的一个方面。经济人和社会人，政治人等可以兼容于人的一身。尤如一个男人既可以是丈夫，同时也可以是父亲、儿子，也可以是教授、书法家等。也就是说，经济人不能说明人的一切，再伟大的人物，他虽然可以为希望工程捐助数百万，为赡养父母竭尽全力，表现出其社会性的一面，但其在经济活动中却仍遵循经济规律，无论是生产，还是交换，无不是以经济规律为准则，生产中的成本核算，交换中讨价还价等经济性的一面。因此，经济人即是人们从事社会活动时所表现出来的多种特征中的一个方面，是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所体现出来的一个角色描述。
三：经济人的自利：经济财富的获得和积累
通过对经济人的内涵的界定，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对经济人自利的界定和批评主要来自伦理道德方面，均超出了经济人的范围，因此是没有现实意义的。经济人的自利是建立在一定范围内的自利，是人的一种经济行为，即通过经济活动诸如投资、生产或贸易获得的一种有经济属性前提的自利，而并非那种靠偷盗、暴力和权力所获得的自利；那种通过抚养孩子和通过赡养老年人获得的娱悦也不是经济现象，抚养孩子和赡养老年人也不是人们的经济行为；而极端的自私自利既非人的经济属性，也非宗教和政治属性，它们都是人的社会属性。经济人并不排除人的社会性、政治性和伦理性。
同时该自利也是经济财富的自利，是建立在稀缺资源基础上的自利，他排除那种开明的自利原则，排除那种把自利的涵义从追求经济财富上扩展到对名誉、地位、尊重等精神方面的追求。我们虽然尚不能确切定义经济财富，但经济财富与精神上追求的是两个绝然不同的范畴，经济财富是人们存在和生活的基础，没有经济基础，人们就没有生活和存在的基础，人们的生命就无法维持，能量就无法供应，人们的精神活动也无法存在。经济财富具有稀缺性、一般性、排他性。精神上的自我娱悦虽然能够获得更高层次的满足，但并不具有经济财富的稀缺性、一般性、排他性，自我娱悦你有我有他也有；而你的不能代替我的，我的也不能代替你的；同时，你的娱悦并不影响我的我的娱悦。因此，也不是人们经济范围内的事。其实，经济财富能够让人们获得精神享受，但精神的自利并不能积累个人的经济财富，无法进行投资和再生产。没有经济人的经济财富的自利，就没有人们的节约、勤劳和进取，就没有人们经营中的成本核算、讨价还价和竞争；没有经济人的经济财富的自利，也就没有人们为社会贡献的基础，无法为希望工程捐款、无法赡养老人，无法抚养孩子；没有经济人的经济财富的自利，就没有社会公共利益的存在，斯密看不见的手就是建立在经济人经济财富自利的基础上的假说。
四：经济人的理性：遵循经济规律，力求收益最大化
经济人的理性问题是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来自非理性的批判一直否定着“经济人”的内涵。我综合以述之：
第一：把人的本能——情欲当作非理性因素来批判。在早马尔萨斯就明确指出：人不是理性动物，他们是情欲冲动和愚蠢的动物，其所作所为完全和理性的劝导相反，否则就不会有人口过剩、困苦、战争或罪恶。其实，穆勒的“干扰因素”，贝克尔的“怠惰和冲动模型”，莱宾斯坦的“动物精神”以及直呼“非理性情欲”者，比比皆是。其实，情欲是人的本能，无所谓理性与非理性之说，他不但不干扰人的正常经济行为，而且还是经济行为的基础和动机。比如人们追求最大化满足的欲望，使人们知道如何投资、生产、交换、消费等等。如果不根据情欲去买东西，只根据价格去买东西，那么，只有喝西北风最便宜，但它无法获得最大化满足。
其次：把人的能力——非全智全能当作非理性来批判。经济人的理性是指人们总是欲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化收益，这被部分人认为经济人是全智全能的人，从而成为人们批评的对象。但追求利益最大化并不等于得到利益最大化，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人行为的目标，努力的方向，而得到利益最大化则是行为和努力的结果。由于人的能力的限制而导致努力的失败，抑或根本就没有能力达到最优决策，这并不能否定人的理性思维和行为准则，人们总是向好的方面努力，而不是相反。其实，信息的不完备性、市场的不确定性等等使人们不能按照最大化决策，管理配置不能达到最优，这并不能够说明人是非理性的。理性只是人的思维、行为符合逻辑的一个特征描述，而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则是人的能力水平描述，是人思维行为的能力表现。如果能力等于逻辑性，那么是大力士理性，还是科学家理性。可见，上述问题都是人们的能力所限，而并不是人们思维、行为的理性所限，西蒙的有限理性也并不是指思维、行为的理性有限，而是指能力有限。如德姆塞茨所谓：“西蒙在其＜
管理行为＞(1947)中推论，非最大化行为是人类智力有限能力的必然结果。他把这种有限性称为有限理性，并且说明了，如果决策问题如此‘复杂’，以至于这些问题的理性解决所要求的智力超出了人所具有的智力，那么，有限理性就要起作用了。”
第三，把经济人看成是一切从自我出发、精打细算，只顾眼前利益，不择手段的人，这也是对“经济人”“理性”的误解，全靠精打细算、自私自利并不一定就能达到利益最大化。把“满意服务”、“提高服务质量”、“薄利多销”也看成是非理性行为，这是极不公平的，似乎只有巴尔扎克手下的守财奴才是理性的。
理性经济人是指人在经济活动中，总是遵循和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经济规律，希望并努力得到利益最大化，这便是经济人的理性原则，如果人们不遵守理性原则，生产不计成本，交换不问价格，消费无论优劣，那么，经济规律就不复存在，就不会有价值规律、供需失衡、经济危机等。
五：结论
经济人是人们经济行为的一个角色描述，它总是希望利用自己最小的成本创造最大的价值，获得最大的收益。这便是现实中的经济人。经济人是经济学赖以存在的基础，只有建立在经济人基础上才能揭示经济发生发展的规律性，我们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53发表的著名的《
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说到:“可以设想,要是没有这种假定,如果人们真的对于生活得好一些还是坏一些,抱着无所谓的态度,那么,经济学就很难提出任何有用的理论了。”“由此假定而形成的‘经济人’范式成为经济学的主导范式，它贯穿了西方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到当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主线。”
最后我们还应明确这样一个问题，将经济人引入社会、家庭甚至政治范畴虽能说明人的一些现象，但它并不是经济人的适应范围，它只是研究人本的一种方法论，而并不是研究经济人的。同时，对经济人的界定还说明这样一个问题，经济人并不是人的全部，对于人们的管理并不能只以经济手段来管理，同时还应考虑人们的其它属性，实行人性化管理，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
